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都已成为“问题”的时候，做当代的“文艺学学术史”恐怕会更显得勉为其难。但作为“体制内”的研究者，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任务”，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问题。应该说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间，为学术史写作提供的内容是相当贫乏的。从事当代相关的研究，先在地具有其他学科不存在的困难，而这一困难又并不是通过努力就能够解决的。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教育部档案室，他们为我提供了查阅的方便，并有可能使有些材料第一次在本书中得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