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日记》中有不少突出的“专题调研”，例如敦煌石窟的发现，可能属最早的详述。作者常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各地事务，例如他在演说中力劝新疆商界建立商会，振兴实业以抵御俄国的经济侵略；他在建议哈密民族自治当局选派青年到天津培训技艺时，还具体到托付家乡的回族友人要照顾少数民族的习俗。
作者的旅行又像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书中记载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风异俗和令人震撼的西北百姓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
作者以教育救国为职志，旅行考察的焦点是学堂。本书按其线装形式及著作年代1910均属古籍，原书铅字排印，无标点，不分行。民国三十年1941由家人印行，无“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