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8期】多在“育”字上下功夫

    从1月份的“打造”到3月份的“培育”，广州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这一大规划中更换了表述方式。(《广州反击“没文化”论 用10年建成世界文化名城》，南方日报，2011年3月25日)别小看这两个字的变化，它内在蕴涵的应该是一种思路的调整和更大范围内共识的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名城、文化底蕴、历史感、归属感这一类“形而上”的东西，不完全是靠“打拼”或“建造”就能实现的，可能不能贪一时之功，而需要花上比我们预计的更长一些的时间，来培育、浇灌和沉淀，慢慢走过这一渐进的过程。
    实际上，最有代表性、最能彰显培育作用的领域应该算是教育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理念对大家来说耳熟能详，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而博士毕业，这一硬性的制度化设计大约也要30年。不过，就像每年“两会”上媒体有些急切地追问和“炮轰”一样，教育动辄得骂或被批“问题多，步子慢”，想来一是与大家对教育的“爱之深，责之切”有关；另一方面，我们高校在“教”之外，是否应与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落实一道，在“培育”学生和文化方面下更多的功夫。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育”即是人类的自我复制，包括教育、培育、孕育等内涵，除了知识的传授，还包括兴趣的培养、理念的培植、让所育对象逐渐成长的过程。所谓厚积薄发，“厚积”正是“育”和“化”的过程，而“薄发”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百年老校要焕发出活力，要发新枝，需要发挥百年来积累的良好传统和文化熏陶作用，更要在“育”字上发力。
    近年来，坊间关于逝去的大学、老大学的故事、过去的学生和师长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大都对于那时期的大学氛围、师生教学相长、友朋之交不胜向往，此中固然有时间和记忆淘洗的成分，但毋庸讳言，那个年代大学所推行的英才教育和知识精英们所秉持的“中兴业，须人杰”的理念，为化育人才的功业奠定了深厚的精神动力，特别是其中关于校长的人格与魅力、师生的问道与切磋、学术的传承和弘扬、学子的成就和追怀，相比于我们现在科技成果的产生、科研项目的承担和完成等等量化的数据，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更有看点和传播价值。
    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说，培养人才，不能仅看毕业的时候有用，毕业后40、50年都有用，才叫有用。事实上，大学里所学的知识和内容，可能在走出校门后不久就会被更新和替代，但在大学里所培养的自学能力、兴趣方向、研究方法和所受到的人格感召等无形的收获将影响深远，可能持续40、50年，这也是一所大学教育学生的价值所在。
    鲁迅先生也说过，“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在大学里，教职员工们可以做好肥沃的、有生机的泥土，为天才、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空气和水分；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从自己做起，从脚下做起，先让自己成为天才，然后用成功的实践经验，去做泥土，去培养天才。这二者都是泽被后世的事业。
    人才和文化的培育需要时间和土壤，更需要爱心来浇灌。学校之于教师、教师之于学生，如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研究环境的营造、适时的指导和帮助，都是点滴、细微的方面，但都是出成果、出人才之前必不可少的孕育的过程。大学不是一个发文凭的地方，大学是科学文化的殿堂、精神文明的家园，在这里一草一木都会说话，是因为这园子里的人以爱心、耐心和精心，来培育、浇灌、呵护和督促其成长，然后为心中存有同样因子的同类所感知，年深日久而得化育之功。
    我们不妨尝试着从做泥土开始。
作者：本报评论员 陈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