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0期】“顿悟”之法与“发覆”之功

    中国传统学术崇尚勤奋和悟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顿悟”之法和“发覆”之功，是不可或缺的。
    “顿悟”之法是南宋大学者朱熹归纳的。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是继孔夫子之后的千古一人。他阅读广泛,治学勤奋,见解精深,著述宏富。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学生和朋友蔡元定,谈到治学心得，名之曰“顿悟”之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今日因思此义，偶得一法，大抵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除，方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今日方真实验得如此,非虚语也。”
    “发覆”之功则是陈寅恪的专利。陈寅恪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他拒绝跟随蒋介石去台湾，又不愿到北京做官，留在广州教书。在那疾风暴雨的岁月，他仍然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后来，病逝于“文革”的血雨腥风之中。在学问方面，陈寅恪是一位中西贯通的巨人，留下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莺莺传》、《柳如是别传》等不朽巨著。在谈到治学之方法时，他主张“发覆”之功。据他的学生蔡鸿生教授介绍，所谓“发覆”之功的含义大致如下：“发”是“发掘”，“覆”是“掩盖”，“发覆”就是把被历史掩盖的东西挖掘出来。在论述元稹《莺莺传》中张生“始乱终弃”的社会根源时，陈寅恪充分展示了“发覆”之功的迷人风采。他说：
    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习俗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形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与不肖、拙巧之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幽深若涧，激越如电。先生数言，足以不朽！
作者：蔡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