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8期】只有莫言，只谈文学

“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诚然，如今的莫言给国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是一股骄傲与自信。然而，这的确只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成就的也只有莫言，该谈的也唯有文学。

“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

莫言的文学路走了足足32年，不能说长，也并不算短。他不是什么天才少年，甚至两岁仍不会说话，三岁还不会走路；也非什么“刻苦努力”的好学生，抱有救国救民之志。他平平凡凡，最多不过是个有故事的人罢了。事实上，莫言的文学路，是因生活所迫，是为了一个不用放牛的明天。
文革时期，莫言辍学回家当起了放牛娃。一位返家劳改的“右派”中学语文老师给了年少的莫言一个美好的文学梦。他口中的作家，“下乡可以带高级水”，“读高中时就可以攒三万元稿费”，甚至“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都吃饺子”。别的不说，光是一天三顿吃饺子便足以诱惑这个未涉世事的放牛娃了。自此之后，莫言的作家梦愈做愈猖狂，但往往梦想的背后便是对现实的可怜的期盼，反复投稿的他也只是想添置一块手表而已。直至1981年秋天，他的小说《春夜雨霏霏》终于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也不知当年的他是否用稿费换回了一块手表。

“像辛勤的农夫在文学的田地里耕耘着”。

中国向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许多作家们便“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凭着一根笔杆子，是不是就可以自命“灵魂的工程师”，教育人民，为人民代言了？是也好，非也罢，总之莫言并没有走上这样一条路。在中国文坛沉潜多年的他，依旧以十分卑下的心态进行着自己的创作。在他眼里，若是作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地位，便会不自觉地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用这样的眼光观察到的社会生活必然是虚假的，用这样的态度写出的作品也必然是缺少生命力的。
对莫言来说，“作家首先是一个普通百姓，作家与引车卖浆一样，仅仅是一种职业”。因而，“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他，便不会过多地考虑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他只是弯着腰，“像辛勤的农夫在文学的田地里耕耘着”。大抵“人民文学”便是如此：作家从“救世为民”的神坛上走下来，不再是精神贵族，不再显得比读者高明。倘若真是如此，诺贝尔文学奖便不再具有意义，因为中国文学已寻回了自己的“根”。

“我是不是该低调一些，夹着尾巴做人？”

面对央视“您幸福吗”这一问题，莫言回答：“我不知道”；“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能算幸福吗？”
“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耀眼的光环令莫言不得不担忧，会不会有越来越的人与他为难，找他的麻烦？“我是不是该低调一些，夹着尾巴做人？”无论如何，头脑定是要清醒的。莫言相信，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唯有继续关注现实生活，热爱自己的土地，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写作，方能真正意义上的站稳脚跟。而自己的个性与方向更是非坚持不可的，“凤凰就是凤凰，乌鸦就是乌鸦，我当然是乌鸦。”莫言如是说。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庆幸莫言坚持了他的作家梦。于莫言，获奖的压力却是扑面而来，相比之下，当年立志当个养牛专业户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我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颇为有趣的是，打开2009年的《中国日报》，人们对今天的预测竟与现实相差无几：“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得奖)，那么肯定的一点是，人们立刻会排长队购买其作品。报纸会不惜版面报道这位作家的一切。记者们会立刻找到并采访这位作家儿时的同学，让他们说出这位诺奖得主幼年时表现出的任何与天赋有关的蛛丝马迹。此外，这位作家还会当选作家协会得副主席，在政府的大力要求下，频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强调‘少年时做一名好学生’的重要意义。繁忙的生活中，此君唯一缺少的是用来写作的时间。”
得了诺贝尔奖，从此江郎才尽：想必你我大都不愿看到这样的情景。有言道：“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非静心何以成文？此时此刻，或媒体，或政府都把时间还给莫言吧，莫要让中国拿到一个诺贝尔奖，丢掉一位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