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8期】研究即交流 学术有追求

支庭荣，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北京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经济与管理。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专著3部、合译合编参编教材著作6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40余篇。
记者：纵观您取得的学位和各项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您的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非常多，比如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生态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哲学、法学等。您能否谈一下如此丰富的学科背景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支庭荣：首先，在南京大学读哲学本科的时候，我们经常和图书情报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同学一起上课，互相之间交流讨论非常频繁，我的兴趣相对比较宽，文理科都喜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读本科的时候，一方面知识处于贬值时期，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同时，国内高校的“萨特热”、“尼采热”等文化热潮又异常浓厚。这一时期西方的哲学、社会学思潮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一批人类学、文化学的海归人士归国，成为青年的学术偶像。那时候学校有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同学之间也互相比拼着读书，水涨船高，那时我的阅读面也是比较广的。
记者：我发现您的基础理论研究，如《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等，不但涉及的文献资料特别多，而且常常能找到各个流派或观点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并能找到其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点。在这一点上，您是否有一些研究心得？
支庭荣：这一点首先要从阅读上下功夫。阅读不是一种机械的看或读，它是一种与作者的对话。阅读感性的作品可以使我们获得感官上的愉悦和满足，而阅读理性的作品则需要我们针对作者的观点去挖掘素材并不断思考。这两者互相平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观点，从而找到共鸣。
另外，研究其实就是一种交流，除去个人与书本的交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与人的交流。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尤其需要这种交流，我们需要学会依靠团队的力量去碰撞思想，这样才能产生更多新的发现。
记者：在对媒介经营管理等实务性问题的研究中，您经常采用个案研究法，研究中涉及的业界信息也十分丰富和及时。您这些业界的研究素材或研究资本是通过哪些途径获得的？
支庭荣：一般来说，对个案的研究可以分为远距离研究、中距离研究和近距离研究三种。其中，远距离研究主要是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近距离研究是参与式的研究，中距离研究则是作为旁观者的第三方研究。我个人比较喜欢中距离研究，因为它既可以避免远距离研究缺乏对实际把握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近距离研究易受实践方影响的问题。因此，研究素材的获取途径也是多样的，既有文献的收集，也有与业界人士的交流，当然还有一些二手的业界信息等，所有的日常生活交流的机会，也未尝不是学术交流的机会。
记者：您在《从“双效统一论”到“多效合一论”——对传媒运作的一条基本原则的辨析》等文章中都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观点，对目前盛行的一些看法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您是本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或原则来做研究的？
支庭荣：首先，做研究是要有发现的，如果只重复他人的成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此无论是看待事物还是读书，都需要我们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问题，要敢于否定别人的观点。当然，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不断地变换视角去思考，从而才可能有新的收获。其次，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习惯于把个体行为置于国家与社会的背景及发展需要中去考量。如果做研究只是研究某个个体行为的话，意义是有限的，但如果可以从个体中找到一般规律，那就非常有价值了。我认为以上两种研究习惯可以帮助我更加专注于知识和研究本身，远离功利的研究，使研究更多地契合公共利益。
记者：您在《电视传媒如何用好“外脑”》等文章中都非常注重对专业历史的回顾，在对传媒产业的研究上也著有《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一书，您认为史学在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中有何地位与作用？
支庭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导师特别强调史学的地位，要求我们在研究起步阶段必修专业领域的思想史与文献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了解本学科衍化的来龙去脉，才能掌握研究领域的争论和最新进展，才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
记者：您现在担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一职，能否谈一谈对提升学院的研究能力都有哪些打算？
支庭荣：对于研究生培养而言，我们的培养方案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即课堂教学、媒体实习、课外学术活动和主题实践。在继续保持前两部分优势的基础上，后两部分是我们接下来着重加强的内容。其中，课外学术活动我们已经推出了模拟新闻发布会和学术茶座，随后还将推出新年论坛、中秋论坛等多项活动；主题实践主要是鼓励研究生参与社团活动，如校内的心理剧大赛、毕业生晚会，校外的各种竞赛活动、调研活动，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东莞传媒调研、“南风窗·调研中国”等多个调研项目。
另外，学院还计划出版《传媒与公共政策》学术集刊、蓝皮书系列等多种学术文献，着重为青年教师，也包括研究生提供学术研究的平台，力推新人，希望这些70后、80后的年轻老师能在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中成为品牌，独当一面。
记者：纵观这些年的研究经历，能否谈谈您对学术研究的切身体会？
支庭荣：我们学院一位教授曾经说过，“对学术研究要怀有敬畏之情”，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做研究要有追求、有抱负、有担当，如果自己的研究可以对社会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益处，就比较满足。总之一句话，就是热爱研究，并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