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0期】一代传奇人物曾昭科的暨南情缘

曾昭科教授（左一）接见并宴请旅美校友（原暨大外语系教师）
他，曾是港英级别最高的华籍警务人员。
他，还是一位博学、儒雅、和蔼可亲的鸿儒。
他，也是暨南大学外语系的执牛耳者。
2014年12月18日，曾昭科先生病逝，享年91岁。习近平致电悼念。刘云山、赵乐际、胡春华、黄龙云等中央、省市领导也表示哀悼。
曾昭科是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九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我校外语系教授、系主任、暨南大学顾问。
重组外语系的执牛耳者
曾昭科精通英、日、粤、普语。早年，他肄业于香港华仁英文书院，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47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据了解，他曾是前皇家香港警务处华籍总警司，香港警官学校副校长，系港英当时级别最高的华籍警务人员。
1961年，曾昭科从香港返回内地后便投身教育界，在我校外语系担任教授。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曾昭科又回到了暨大担任外语系主任，担当起重组外语系的重任。
戴伟华教授和曾昭科是四十几年的老友，也是在曾昭科的帮助下，1978年戴伟华从广州外国语学院调到暨南大学任教。他回忆说，当时暨大刚刚复办，什么都没有。曾昭科就利用自己在香港的人脉，为外语系争取来了不少资源。
暨南大学外语系在70年代末就建立起了语言实验室，由香港一位爱心人士捐赠，所有硬件设备都是当时广州市最好的。此外，还有一大批捐赠的书籍，都是当时国内见不到的，比如《大英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牛津大辞典》等等，现在都还存放在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书库中。更让人觉得了不起的是，当时还是80年代初，曾昭科就借助人脉资源为外语系配置了苹果电脑，放在中英秘书模拟专用办公室里供学生使用。
除了配备硬件设施外，“曾老师在引进人才上也不拘一格”，戴伟华回忆说，“如当时在暨大教日语的禹昌夏老师，非科班出身，靠自学日语成才，当红一时的《排球女将》就是由他翻译；还有谭时霖教授，也是非英语专业出生，精通法德英三国语言，他曾翻译出版陶渊明的诗集；谢耀文教授是化工专业出身，曾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过监狱，其翻译理论与技巧著作，得到业界高度认可……曾昭科选老师不看出身，有能力就行。”正是在这一班人才的钻研和付出之中，暨南大学外语系慢慢走上了正轨。
区炜光副教授是曾昭科第一届的研究生，也是我校第一批外语系硕士研究生。他回忆说，当时曾昭科除了网罗一大批人才外，他还自己培养教师，双轮驱动。区炜光就是当时考录的15名学生之一，那年共有2000多人报考。“我们很幸运当了他的学生。”区炜光说，在学习期间，曾昭科经常安排他们去外面听课、听讲座，并且进行现场教学，给他们很多学习实践的机会。
同样是他第一届研究生的陈垣光副教授讲到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课间曾老师和大家聊天说：“你以为我一个礼拜只讲一节课很容易吗？‘Newsweek’‘TIME’，我要看一个礼拜，才能给你们讲这一次课。”陈垣光感慨道：“其实，曾老师的博学是他勤奋好学的结果。”
据学生们回忆，当时报考暨南大学的华侨比较多，招生时都是曾老师亲自去面试。区炜光说，到后来他们自己当上老师后，研究生答辩请曾老师回来当评委，每一本研究生论文他都会仔细翻看，“我们年富力强，每人负责两个学生，都已经很厉害了。曾老师都到了退休的年纪，却可以负责多达7、8个学生”。据戴伟华介绍，曾老师对学生十分严格，从不走过场，每一本论文他总能看出一些问题，“他思维十分敏锐，”戴伟华感叹说：“广州高校可能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了。”
严师慈父：平易近人的曾公
曾昭科的课上得非常好，“他上课基本不会照本宣科，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人情，无所不晓。他喜欢辩论式教学，组织同学用英语进行辩论，既提升用英文思维的能力，又可以扩展同学的知识面。”李启莺介绍说。“他上的课，总喜欢用‘brainstorm’（头脑风暴）的教法，一上课就给学生打开一扇知识的天窗。”戴伟华回忆说。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沙河顶，教的是‘小大学生’”，平均年龄十四岁，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曾昭科一上课就不停地讲，“孩子年纪小，培养语感非常重要。”这是他采用的一种重要方式。
曾昭科在学业上，对待学生不是一般的严格。遇到有学生上课打瞌睡，他就专门向他们提问。而在生活中，曾昭科又是一位慈父。
“谦虚、亲和”，在问及曾昭科给学生们的印象时，李启莺重复这两个词不下五遍。戴伟华也说，“曾昭科很平易近人”。戴伟华和曾昭科在1970年认识，当时他刚从汕头部队农场接受锻炼回到广州外国语学院，是曾昭科亲自到校门口接他，还帮他搬运行李。“身材高大，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是曾昭科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曾昭科和他一见如故，“就像老朋友一样，有很多话说。我与曾昭科是忘年之交，虽然我们相差17岁，但他开口都叫我老戴，我都非常不好意思。”
曾昭科对他的学生十分用心，甚至连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都十分了解。“当时我儿子的眼睛不是很好，他一直记着，还介绍我去找好的医院医生给我儿子治眼睛，”戴伟华心怀感恩，“曾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爱人、我儿子都得到过他的关照和帮助。”
曾昭科的学生对曾昭科有各种亲切的称呼，诸如曾sir、曾公等等。“他虽然是个领导，但是很有亲和力，有他在的地方一般都会嘻嘻哈哈的。”李启莺说，曾老师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一直十分友善，“他去饭堂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先跟炊事员握握手，拍拍肩膀，问候问候人家，”李启莺觉得，“他到哪里都会让人觉得很温暖，很舒服，这就是他的魅力”。
区炜光说，毕业之后，他们的每一次春节聚会曾老师都会回来，“他每次一进门，都会跟老教师们一个一个地握手。几乎每次聚会，他都是最后一个走，总有很多人围着他聊天。”区炜光还提到，因工作需要，当时政协给曾昭科专配了电脑，“他转手就送给了我。他就是这么大方的一个人。”
“只要说我是个爱国者就行了”
曾昭科向来朴素，戴伟华回忆说：“他很少穿西装打领带，总是一身中山装。”在沙河顶教学时，曾昭科没有住校。戴伟华说，“他家住在华侨新村，每天都骑车来回，风雨无阻。对于他这样一个身份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曾昭科在国外学习多年，精通英语和日语，“但他从来没有宣扬自己，没有崇洋媚外，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讲的都是要爱国，要有民族感，”李启莺说，“这在我今后的人生当中影响非常深远。”
在复办暨南大学外语系的过程中，曾昭科只有一个目标和信念，那就是把暨南大学办好，把外语系办好。“完成这个愿望的标志就是学生成才。”区炜光说。“他教学生从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出国，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建设国家。”李启莺说，“不崇洋媚外，为了振兴祖国而奋斗，才会形成我们中国现在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人，中国怎么崛起。”在李启莺的心目中，曾昭科就是这样的人。
戴伟华说，曾昭科是典型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忆曾昭科生前曾说：“我死后，你们不要说我做过什么官、给我戴什么高帽子，这些我都不需要，只要你们说我是个爱国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