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研究》在写作上编时是按照一部独立的专著体例进行的，固仍保留其完整性，不掺杂其他文章。下编则不同，多数是在无整体计划下陆续写出的。写完上编后，我曾拟写作一本《书与知识分子》。在完成了其中三章“符号、书与知识分子”、“书籍出版的历史与现状”、“图书馆的社会学研究”后，资料难寻且兴趣衰减，原拟写作的“图书审查制度的社会学思考”、“图书销售与传播”等均未完成。这三篇论文与其他零散写出的围绕知识分子问题的四篇文章一同放入下编中。下编与上编享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聊以自慰的是下编以其散漫为略嫌拘谨的上编拓宽了一点视野。故编在一本书中，名曰《知识分子研究》。
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读书界一向颇受瞩目。《知识分子研究》作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涉足这项研究的学者之一。在那个题目和那批学者中，这部作品其实是第一茬早熟的葡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它几乎成了上个夏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它留下的是对那个热情如火的年代的一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