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主要内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文学理论自身出现萎缩，有学者起身对其合法性、合理性与适用性从多方面进行了抨击和解构，并随后从西方文化研究视野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得到启发，结合社会学，把不能成立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文化社会学性质的重建、重构，并沿用西方Cultural Study一词，称为“文化研究”。那么，文化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拥有文学理论的成分？在这点上尽管众口不一，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理论的社会学延伸，即文学社会学或日文化社会学；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早已“自立门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在作者看来，文学社会学或日文化社会学之所以能够成立，说明这里的文学与文化可以等同，可以画上等号；而文化研究之“自立门户”并非“另起炉灶”，而是承继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内功”之后的学科独立。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合法性的逻辑基础是“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扩大，文学的范畴和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范围，而是包罗了一切文化现象，实现了文学向文化的转向，从以往仅针对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的文学研究，扩大至涵盖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随后又囊括了电视、电影、因特网等大众文化现象的文化研究。
称作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改头换面”式的重构，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适用性，不仅消除了过去文艺理论意欲涵盖艺术而不得的尴尬境遇，而且应用于所有文化现象当中仍能有效，因而给内部危机重重的文学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这是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生命力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伯明翰文化学派最初的创始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者，这些在《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的前几个人物的章节记载得很清楚。
正因为文化和文学不应有一个刻板固定统一的模式，所以才会对文本阐释的相异性产生如此广泛的兴趣。媒体的受众更会制造出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