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部门是自然垄断产业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产业，也是国民经济中战略性、先导性和基础性产业。1994年以来，我国电信部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放松管制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而且围绕着改革方案及其绩效始终争议不断，难有定论。那么，放松管制改革——竞争、产权和管制——究竟对我国电信部门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作用？不同的放松管制政策变化是否彼此影响？究竟放松管制改革对我国电信部门增长的贡献有多大？我国电信部门放松管制改革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有多大？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侧重点。郑世林编著的《中国电信部门放松管制改革绩效研究》的研究也是基于对我国电信部门放松管制改革绩效的评估展开的。
第四章基于传统产业组织的SCP分析范式，构建了扩展产业组织结构一行为一绩效（$OR—C—P）分析范式。并且提出了放松管制改革与电信部门绩效关系的研究假设。
第五章为验证第四章假设，利用1998—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FE和：FE—IV模型首次考察了市场竞争、产权改革和管制政策对电信部门及其细分市场惯用产业绩效代表性指标（包括电信服务价格、电话普及率和通话量，简称产业绩效）的影响。
第六章利用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1994—2007年），基于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应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实证了竞争、产权和管制变化对电信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估算了三个放松管制改革时期我国电信部门增长的来源。
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市场竞争不仅对产业绩效，也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2）海外上市产权改革尽管难以改善产业绩效，但是显著提高了部门全要素生产率；（3）移动与固定业务间存在着显著的替代竞争，但同一业务内竞争绩效并不显著；（4）尽管电信部门管制政策变化对产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而且也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其并不能对市场竞争和产权改革这两个政策措施起到有效的配套补充作用；（5）放松管制改革力度越大，改革对电信部门增长的贡献率就越大，进一步放松管制改革依然具有很大的促进电信部门增长的空间。
以上结论可以用来解释当前我国电信部门的两个发展困境：其一是竞争失衡之谜：由于电信部门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替代竞争，而同一分业内部竞争并不显著，因此，拆分改革并没有实现改革者的初衷。并且，这种移动对固定通信业务的替代将分业竞争下的电信部门推向了竞争失衡的边缘。再者，在分拆改革后，管制作为配套政策也难以促进电信部门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其二是为电信部门近年来收入增速低于国民经济增速提供改革因素的解释：不仅在于自2003年以来我国放松管制改革上的止步不前，也在于电信部门的竞争失衡。最后，《中国电信部门放松管制改革绩效研究》还对进一步深化我国电信部门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