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在对古典与现代、传统文化与西方话语于取舍迎拒中呈现出怎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心态？在怀恋过去、追慕古风、眷依乡土的民族认同之中尚未坠入保守自囿，依然对现代、对西文文化保持着谨的开放、接纳、进入的姿态，这仅仅是一种文化尴尬窘态的征象，还是一种经过整合或者说趋抽整合的现代文化精神的显现？
　　在京派作家的意识中，他们是乡村的体验者，乡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个体之于整体不是同情与被同情的关系，个体对于整体——历史如果漠然无知，那么需要的是理解，对自己的理解。京派作家将乡村呈现给都市——即将历史呈现于现代的面前，所暗示的是现代如何去理解历史，因为这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和现代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京派努力在“恒”与“变”的均衡中找出历史叙事线索，就不能不采取清醒的对话立场和对叙事指向的要产生的叙事效果有所认识。这使得京派在文化伦理态度上终未真正倒向保守传统和否定传统的任何一方和无条件服膺西方话语……在一个时代，一个文化亟须转型的历史际遇中，捍卫传统和反抗和反抗传统都是必要的，也自然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