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梅，1977年生，中学语文教师，有若干诗文发表。现居南京。

《把自己和书关起来》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个体的自由，我们说的政治自由，其实也都在于赋予并维护个人的自由。在西欧，自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在中国则是五四时代的概念。只有到了五四，中国文学才有了新的观念，新的主题，新的形式和风格。其中，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新青年》首开“随感录”专栏，所载散文已大异于《论语》、朱子之类的语录体，而带有尼采的风味了。为向古文家示威，一代作家各自实验“娓语体”，于是有了蒙田式、培根式、兰姆式。至于那些人道的、同情或鼓动的、礼赞劳工神圣的文字，那些讽刺的、愤怒的、对抗权力的文字，显然为故家的文苑所蔑有。他们在打倒偶像、个性解放的历史罅缝间尽量地表现自己、施展自己，在五四以后的头十年里，就产生了一批个性各异的经典性文本，创造力的爆发是惊人的。
创造是自由的创造。任何有创造力的事物，都是通过对现存轨范的反叛和破坏以显示其蓬勃的生命的。文学也如此。如果作品失去了个性，作者是不存在的；如果整个时代的文学是均等的，雷同的，没有冲突也没有变化可言的话，那么，即使队伍十分宏大，一样可以视同无物。没有自由的文学，禁锢的文学，其命运注定是萎顿的，凝滞的，惟见墓室般的死气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