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盆地的城址、石窟寺院、古墓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文物材料。于是，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敦煌学一道，成为20世纪的显学。
　　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刻本资料，语言种类更加复杂，年代跨度也更长，其中尤以宗教文献具多，特别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东西方学者各逞其能，通过对大量宗教文献资料的解读和研究，为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描绘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
　　相对而言，我们过去对于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的历史背景却不甚了然，因为反映世俗社会政治事件、日常生活、经济状况的文书材料不多。直到80年代中叶以后，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编纂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公布了大量的属于高昌郡、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历史文书，才大大推动了吐鲁番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进步。在这一大批首次系统公布的文书资料中，有关麴氏高昌国史的文书材料数量相当可观，远非德国、日本、英国所藏吐鲁番文书所可比。同时，新材料也带来新问题，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文字、制度、习俗、观念都需要解释，由此引起学术界一个研究高昌国史的小高潮。
　　孟君宪实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当他开始研究吐鲁番文书时，即把敏锐的目光，集中在高昌国史的资料上。孟君毕业于南开大学，后在新疆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以后又到北京大学深造，受过系统科班的历史学训练。这样的学术经历，对于吐鲁番历史的研究是不无帮助的。作者既体察边疆地区之民情，抱有同情之了解，又摆脱地方主义之情绪，秉持学术之正路，我们阅读这本专著，不难看出其书是在了解中原相关制度、文化的前提下，以高昌为立足点，来研究高昌的历史，因此对于高昌国制度、文化特性的把握，就比较中肯，并不因为新材料而张大其词。
　　孟君此书，是在多年来陆续发表的论文基础上重编而成，章章节节，对高昌国史多有贡献。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一样，大多数都是零碎的历史片段记载，孟君治学，并不为残篇断简所累，能够从小处着手，而揭示高昌历史上的大问题。